导读有个著名的故事是这样的。当年英国人占领印度,觉得德里附近的眼镜蛇太多了。英国人提出了一个激励政策,让当地村民去抓蛇,抓来给发奖金。结果英国人发现来交蛇的人越来越多,好像蛇永远都抓不完似的……原来印度人开始养殖眼镜蛇去“卖”给英国人。...
话说在殖民地时期的印度,德里市内的眼镜蛇泛滥成灾,被蛇咬到非死即伤,造成了许多的社会问题。
老百姓害怕被蛇咬,于是非必要,不出门,经济停滞,英国殖民者的税收收入就减少了。当时的殖民政府决定要解决城里到处溜达的眼镜蛇,让老百姓可以安居乐业,恢复经济。
眼镜蛇个头大、毒性强、很难搞,只有靠重赏才能找到勇夫,于是殖民者就很慷慨地拿出了大笔赏金,发动了消灭眼镜蛇的运动。
在奖金的刺激之下,许多人参与猎杀眼镜蛇的活动,效果很显著,蛇的数量迅速下降,猎人们也都拿到了钱,活动发起者和参与者都很满意,似乎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但是随着蛇的数量越来越少,猎人发现捕蛇变得越来越内卷了,只有在荒郊野外才能抓到蛇,他们的收入也越来越少。
为了能持续拿到赏钱,猎人们开始了业务创新,转换身份,从捕蛇者变成了养蛇专业户,通过饲养眼镜蛇,杀死后上缴,获得了源源不断的收入。
殖民者也发现了问题,“为什么城里已经看不见蛇了,猎人们还能抓到那么多的蛇?”经过一番明察暗访,殖民者终于掌握了猎人们骗取赏金的证据链,于是,殖民地官员英明地中止了悬赏眼镜蛇的活动。
作为回应,养蛇者也释放了全部的眼镜蛇,让它们回归到原来的生活,因为蛇已经没有任何的价值了,继续养着它们还要浪费饲料的钱。
最终,德里的眼镜蛇问题比悬赏之前更严重了,城里的蛇越来越多。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试图解决问题的方案,最终加剧了决策者想要解决的问题。这种社会现象就被叫做“眼镜蛇效应”。
大家可能觉得这个故事有点魔幻,毕竟是来自于神奇的印度。我再举个例子,以前我在英国留学的时候,曾在一家大型的超市打工。超市的老板是一位绅士,很有道德感,也非常珍惜食物。
在每天晚上超市关门后,店里如果有食品包装破损了,没卖出去,老板就会慷慨地送给像我这样的底层打工人,这是一项福利,既避免了食品浪费,又可以提升企业的社会形象,看上去是双赢的局面。
但后来也发生了“眼镜蛇效应“,老板发现食品包装破损的情况越来越严重,经过调查,根本原因是一小撮基层员工在故意地破坏包装,这样他们就能免费获得这些食物,简直就是零元购。
老板感觉自己的智商受到了侮辱,愤怒地推翻了他原先的决定,宁可把包装损坏的食物丢弃,也绝不再赠送给员工。
后人把这件事总结成了一个成语,叫“眼镜蛇效应(cobra effect)”。用咱们中国话来说这就是适得其反,引火烧身。经济学家对此有个专有名词叫“非预期结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纳西姆·塔勒布对此也有一个说法,叫“天真的干预(naive intervention)” 。
这些说法说的都是一个意思:你做这个动作预期会产生 A 结果,没想到得到一个 B 结果,或者这个 A 结果又导致了一个 B 结果。而那个 B 结果,是你万万不想要的。
大家对于这两个故事有什么感想?有人可能会说“决策者不太聪明,被一些人给忽悠了”。
但是这些决定是由决策者来制定的,比如抓到蛇发奖金和食品包装破了送员工,殖民者和老板在决策时,并没有受到其他人的影响,这是他们自己的决定。
决策的初衷都是好的,但是决策者都把事情想得过于简单,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决策可能会造成“副作用”,这是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思维的盲区”。
做决策的人为何会陷入思维盲区?主要原因是他们的思维模式。简单来说,就是考虑问题不够周详,如果我们往深层次去挖掘,就会发现他们的思考模式是线性的,使用的是一种很单纯的“发现——解决”问题的模型。
在眼镜蛇的案例中,殖民者发现问题是蛇泛滥成灾,解决方案就是重金悬赏。超市老板发现食品只有包装坏了一点,扔掉太可惜,解决方案就是送给员工。张三同事发现运费太贵,解决方法是等到运费下降后再订舱位。
他们在决定后都立即执行,也都遭遇到了决策带来的副作用。殖民者发现赏金猎人“养蛇为患”,超市老板发现员工故意破坏包装,张三发现他要付出更多的超额运费,这些都是在决策之初没有想到的问题。
当我们在处理复杂的、环节之间有相互影响的情况时,就不能使用简单的线性思考模式了。
20世纪80年代末的墨西哥城。当时的墨西哥城正承受着1800万居民驾车造成的极端空气污染。市政府相应出台了“尾号限行令”(Hoy No Circula)。这是一项旨在减少汽车污染的法律,在冬季空气污染最严重的时候,每天有20%的汽车(由车牌尾号决定)不准上路。
然而奇怪的是,不让这些汽车上路,并没有改善墨西哥城的空气质量,事实上反而让情况变得更糟。
后来发现,人们的需求不会因为一道简单政府法令而改变。墨西哥城居民很可能希望他们的城市空气质量更好,但也需要上班和上学。他们对禁令的反应方式,是规则制定者既缺少意图也没预见到的。
让一些人拼车或乘公交才是法律的真正意图。然而,有人则选择了打的,而当时的一般出租车比一般汽车排放更多的污染。
还有些人最终更严重地破坏了法律的意图。这群人买了第二辆车,当然车牌号不同,每周常用车被禁开的当天,他们就驾驶这部车。他们买了什么样的车?能找到的最便宜的、只要能开得动的车。这些车向城市排放污染的速度,远远高于不许驾驶的那些汽车。
人们把“眼镜蛇“放生到了街上,不过这次眼镜蛇是汽车。
相比于墨西哥城的空气污染问题,德国的社会救助问题就难解决得多了。墨西哥城市政府可以颁布更为合理的法令来弥补自己的错误,但是没有一任德国总理,敢于去挑战德国的社会福利制度,除非他不想干了。
为了帮助失业者度过生活难关,同时避免官僚主义和政府办事的低效率,德国政府很早就把社会救助工作外包给私营机构了。而私营机构每救助一位德国人,他们就可以得到一部分报酬。这样一来,德国政府既保证了自身的廉洁,也使得社会救助工作的效率大大提高。
但是德国人没有预料到,社会救助事业发展到今天,反倒成了德国社会一个难以去除的毒瘤:每年流到社会救助事业的资金达到了税收的五分之一,造成了很大的财政负担。最可怕的是大量的德国人变得颓废和懒惰,无数德国年轻人主动失业,造成国家劳动力短缺。而导致这个“眼镜蛇效应”的原因,一是德国的救助福利确实太好,失业者每个月领取到的失业补助的金额相当于自己在职时工资的六成;二是承包社会救助工作的私人机构为了获得更多钱,大量发掘甚至培养失业者,把他们变成自己的“顾客”。
但是,或许再没有什么实例,比起委内瑞拉始于1976年石油工业国有化的可怕“打鼹鼠”游戏,更能说明意图之外的后果可能造成的潜在问题会有多么广泛。政府的意图是将石油利润留在本国。在一段时间内,事情是这样发展的。
可是,这个一度私营的行业一旦被政府接管,就丧失了维持物理资本的利润动机。物理资本就出现了损耗。只不过,这种损耗持续了10年左右。委内瑞拉的公有制计划经济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尝试过的国家,至少在一段时间看起来能够运转,这就是原因所在。但随着石油工业的物理资本耗尽,石油产量下降。巧合的是,恰在此时,油价也下跌了——公有制计划经济支持者认为这才是罪魁祸首。
鉴于其他产油国都没有遭受委内瑞拉如今面临的那种痛苦,这种观点无疑是不正确的。
随着石油收入和产量暴跌,委内瑞拉政府采取了任何一家政府在收入难以为继时不可避免的做法。它尽可能地借贷和征税,然后开始大肆印钞。印钞导致了通货膨胀的意外后果,物价随后上涨到人们再也买不起食物的地步。
为了应对这一意外后果,政府对食品实施了价格控制。但这又再次事与愿违,农民(的利润)再也负担不起粮食作物的种植成本。农民们停止了耕种。最后,政府迫使人们在农场工作,以确保粮食生产。
委内瑞拉石油工业国有化的最终意外后果是奴隶制。
它真正的含义是,立法者应该敏锐地意识到,人的每个行为都有意图之中和意图之外的后果。
眼镜蛇效应的本质原因是我们在观察世界的过程中,养成的因果关系思维主要是直线思维。但仅仅消除产生问题的原因并不一定能够真正解决问题,因为在解决过程中,忽略了民众趋利的本性,极有可能出现适得其反的意外。
眼镜蛇效应提醒我们,任何事情都比我们想象得复杂和不可预测。因此,建立即时反馈机制并做出调整是目前最可行的办法。好心办坏事作为经济学的一种现象,警示着人们要及时注意意外的发生,在不断反馈中改善自己的行为。
人们对政府强加的每一条规则、规章和命令都会做出反应,而他们的反应所产生的结果,可能与立法者所期望的结果大相径庭。
因此,尽管立法仍有余地,但在这个领域,需要无比的谨慎,也需要极大的谦卑。遗憾的是,在那些立法者身上,这些性格特征并不常见,这就是为什么“眼镜蛇问题”的实例如此遍地开花。
我们知道“立法者”承担的社会责任是很重大的,他们必须保持极大的谦卑和极大的谨慎。因为每一项法律或者政策的实施,都要求每一位公民去遵守,这往往会对整个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我们只要仔细观察当今社会就会发现,不管是在大的层面还是在小的层面,“眼镜蛇效应”其实是无处不在的。这表明许多“立法者”对事情的后果考虑得还不够全面,这值得我们每一个人警惕和借鉴。
如何避免“眼镜蛇效应”呢?由于每一个“眼镜蛇效应”的现象都有很大差别,需要具体事情具体分析。但是我们必须明白人有两种属性,一种是“经济人”,一种是“社会人”。“经济人”属性指的是一个人会为自己追求更大的经济效益,更大的物质报酬。例如养眼镜蛇的印度人、大肆发掘失业者的德国私人救助机构和购买第二辆车来规避处罚的墨西哥城的市民,他们身上就体现出了很强的“经济人”属性。而“社会人”属性指的是一个人意识到自己作为社会群体的一员,社会的好坏与自身的行为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自己会争取为社会做些事情。很多乐于参加公益活动的人就能体现“社会人”属性。
一是减弱“经济人”属性,可以把奖励标准降低到养蛇成本之下。这样一来,养眼镜蛇成了赔本生意,自然无人再养。杀野外蛇依旧有利可图,会让群众继续消灭眼镜蛇。
二是增强“社会人”属性,通过加大宣传,呼吁群众为了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消灭眼镜蛇。实际上,增强民众的“社会人”属性,使得人人爱社会,才能营造一个美好的未来。